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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技術風行,教育學理論落伍了嗎
        2018-12-17    |   文章來源:    |  分享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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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來源:中國教育報

        關鍵詞:技術,教育教學,教育實踐,

        教育學名下的10個二級學科里,教育技術學似乎是一個特殊的存在:搞教育學原理、課程與教學論等學科研究的學者,往往瞧不起教育技術學,認為其缺乏理論支撐;搞教育技術學的學者,同樣瞧不起搞教育理論的,認為他們不懂技術落伍于時代。用華東師大教授李政濤的話說,理論或技術的恐懼讓這兩類學者彼此隔閡,“老死不相往來”。

        隔閡的不僅是學者們,也包括學術期刊的主編?!侗本┐髮W教育評論》副主編李春萍見到《現(xiàn)代遠程教育研究》的田主編,第一反應就是想知道教育技術論文高被引背后的秘密。

        2018年歲末的華東師大麗娃河畔,圍繞“信息技術時代的教育學理論重建”話題,老死不相往來的兩撥人終于坐到了一起。“一個學科是否成熟,決定于其學科的系統(tǒng)性和知識的豐富性”,華東師大教育學部主任袁振國說,如何讓教育學科分出層次、有系統(tǒng)的知識,在傳統(tǒng)的教育學上找不到答案,但在信息技術時代有了新的可能性。

        技術改變教育形態(tài)

        翻轉課堂、智慧教室(教育/教學)、慕課、微學習……不管你在不在意,隨著信息技術的發(fā)展,一些新的教學組織形式正在中國各地課堂進行探索。教育大數(shù)據(jù)、數(shù)字化學習、深度學習、混合學習、自適應學習等新鮮詞匯,甚至讓人有些眼花繚亂、目不暇接。

        梳理近幾年的教育技術實踐,西北師大教育技術學院院長郭紹青總結為7個方面的“互聯(lián)網(wǎng)+教育”現(xiàn)象,包括基于自主學習的視頻公開課、基于選擇性學習的智力資源共享、基于教師協(xié)作的團隊教學組織等。西北師大的團隊在四川大涼山的雷波縣進行了一年多的實踐,在同步課堂、專遞課堂之上,他們又探索組建縣級為單位的虛擬學校,利用少量的英語、美術、音樂教師,解決農村教學點開足開齊課程問題。甚至他們還嘗試讓學生利用網(wǎng)絡資源,進行自組織學習的探索。

        西南大學副校長靳玉樂認為,過去認為人的思維發(fā)展推動了技術進步,今天技術不僅促進了人的思維方式變革,而且重構了人們的生產方式、生活方式,甚至整個社會文化的改造。信息時代很多的知識不僅僅通過文字符號來傳遞,教育研究者更應該關注網(wǎng)絡在線課程發(fā)展、重視電子課程資源創(chuàng)建、推進課堂與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,既不能用狂飆突進的技術“裹挾”課程,也不能以課程的“自負”無視技術。

        華東師大教授馬和民的研究領域是教育社會學。在馬和民看來,新技術、新媒介正在以革命性的方式引領著教育變遷,“黑板、粉筆,表情嚴肅的老師、認真聽講的學生”正在消失,很少再有人愿意花3個小時聆聽一場學術報告,極少有人還愿意“坐得十年冷板凳”探索一個學術問題。馬和民甚至擔心,教育技術學正在發(fā)展為技術教育學,讀書、思考、辯論的理性時代正在消失。

        教育真的改變了嗎

        因為前校長是教育信息化專家,華中師大教育學院院長雷萬鵬“被迫”看了200多篇教育技術學的論文,涵蓋國內所有的知名專家。讀得多了,他對信息技術如何在教育中落地、如何去產生效果,產生了多樣的疑問。比如“非顯著性效應”,既然不同的技術手段在教育與學習結果的影響上不存在顯著差異,為什么還要用信息技術、不用相對傳統(tǒng)的手段呢?

        雷萬鵬認為,一個技術如果真正融入教育,最后會讓大家意識不到它的存在,不會去刻意尋找它?,F(xiàn)在很多人都大力提倡教育技術的發(fā)展,恰恰暴露了這個技術在教育領域用得不太好。因此,從信息技術與教育融合的角度看,教育技術未來應該回歸人性、承載人文、以人為本。實證主義、解釋主義、批判主義的范式,應該成為信息技術教育發(fā)展學科研究的重要支撐。

        江南大學教授陳明選是2018年國家教學成果獎的評委。從基礎教育、職業(yè)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學成果獎看,教育技術學在其中的話語權并不大。陳明選認為,教育技術學必須重視學術成果的分享與轉化,特別是要進行一些跨界的交流。江南大學人文學院設有中文系、教育系、教育技術系、音樂系和舞蹈系,5個系之間的經(jīng)常交流讓陳明選對教育技術學有了更深的體會。陳明選認為,哲學層面的價值取向、科學層面的準確方法和藝術層面的直覺,應該是教育技術學研究的基本追求,而不僅僅是那一堆數(shù)據(jù)。

        “為什么IT改變了幾乎所有的領域,卻唯獨對教育的影響小得令人吃驚?”喬布斯生前曾發(fā)出過這樣的疑問。華東師大教授祝智庭認為,在其他領域特別是服務業(yè),信息技術帶來了直接的便利性,由此產生了價值。但對教育而言,便利性只能是必要條件,不是充分條件。科學研究發(fā)展規(guī)律,技術應用實現(xiàn)價值,創(chuàng)意設計提升價值,文化取向影響價值,智慧教育應該是科學性、技術性、藝術性、人文性的有機統(tǒng)一。因此,對于智慧教育我們要有新的研究范式,現(xiàn)在研究所用的一些數(shù)據(jù),很多都是浪費時間,沒有太多價值。

        理論如何回應現(xiàn)實

        近幾年,一些綜合性大學取消了教育技術學學位點,社會上熱衷于互聯(lián)網(wǎng)教育的很少有教育技術學專業(yè)的畢業(yè)生,科班出身的多數(shù)選擇留在高校,教育技術學人才培養(yǎng)進入一種自循環(huán)式封閉模式。教育技術學脫離教育創(chuàng)新實踐,與教育信息化兩張皮的現(xiàn)象甚為嚴重。

        如果把學術研究比喻成一棵大樹,樹干應該是核心理論、基本理論,枝干是一些分支理論,葉子可能就是一些社會熱點。陳明選認為,目前教育技術學研究很多僅僅是聚焦于葉子上的研究,沒有吸收養(yǎng)分去強化主干。這些葉子上的研究雖然很耀眼,秋風一吹葉子都落掉了;明年春天又有新生的葉子,然后又根據(jù)這個葉子做研究。

        北京師大教授杜育紅認為,信息技術對教育最大的影響,是對教育需求、技能需求的影響。勞動力市場上需要什么技能,人工智能對勞動力市場需求發(fā)生什么變化,是杜育紅等教育經(jīng)濟學研究者最為關心的事。在杜育紅看來,信息技術的進步,使量化研究中采集數(shù)據(jù)的手段、范圍更多了。但是,大家都在發(fā)問卷、采數(shù)據(jù)、做模型,實際上很機械、很程序化,忘了研究最本質的東西。

        大數(shù)據(jù)是當前的一大熱點。學校不僅每天接收外部的大量數(shù)據(jù),內部也會產生海量數(shù)據(jù)。大數(shù)據(jù)改變著學校傳統(tǒng)的決策模式、組織結構、領導方式和評價模式,必然將引起研究范式的變革。對于大數(shù)據(jù)時代的教育管理學研究而言,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教授黃崴認為,要分析與某事物相關的所有數(shù)據(jù),而不是依靠少量的數(shù)據(jù)樣本;樂于接受數(shù)據(jù)的紛紜復雜,而不再是追求精確性;不再探求難以琢磨的因果關系,轉而關注事物的相關關系。

        海南師范大學教授蔡寶來認為,“未來已來”意味著人類長期追求的人工智能已經(jīng)成為現(xiàn)實,技術主導的教育實踐跑得太快,教育學理論已經(jīng)跟不上了。對于教育研究者而言,這將會帶來“課堂教學革命和學習革命”。因此,教育學理論第一要開放,不能是自說自話的閉環(huán);第二要引入和學習新的技術,實現(xiàn)跨界融合;第三要承擔起引領和創(chuàng)新的功能,否則就失去了理論本身存在的意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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